屠呦呦问鼎国家最高科技奖系获该奖首位女科学家

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大榜”1月9日揭晓，279个项目榜上有名，其中被称作中国科技界最高荣誉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设立17年来首次授予女科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研究员。

屠呦呦1930年12月生于浙江宁波，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2015年10月，她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她也因此成为首个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如今，她成了问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首位女科学家。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年国家科技奖的一大特点，就是女科学家成绩突出大放异彩。他说，每年领奖台上都不乏女科学家的身影，今年更是领军人物荟萃——

除了国家最高科技奖首次授予女科学家外，在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通用项目中，15个项目由女性领导，包括首项由女科学家挂帅的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以及3项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该负责人说，还有多个获奖项目团队，女性成员占到一半，她们的研究成果，既有色彩斑斓的新型活性染料，也有我国首艘海洋无人测量艇，称得上巾帼不让须眉。

当天，另一位问鼎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院士。赵忠贤1941年出生，辽宁新民人。自1964年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除了中途有五年搞国防任务，赵忠贤一直在中科院物理所，关注超导研究，算算已有40余年。

也因此，他被称作是基础研究领域坐冷板凳的代表，这一坐，就坐出了两个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又一物理学成果问鼎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颁发也备受瞩目。该奖项被认为是我国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奖，授予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做出突破性进展、被学术界公认并广泛引用的中国公民。此前，华罗庚、吴文俊和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获此殊荣。

当天，该奖项颁给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王贻芳院士领衔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的中微子振荡新模式”。

这是继2013年铁基高温超导和2015年多光子纠缠相继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之后，今年又有一项物理学领域的重大成果问鼎该奖项。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说，这说明，我国基础研究正在迈入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的中微子振荡新模式，是中国科学家主导的原创性科学成果，也是中国本土首次测得的粒子物理学基本参数，在国际高能物理界产生重要影响。

国家科技大奖再次“瘦身”意味着什么？

“大榜”揭晓，279个项目榜上有名，比之去年的295项，又少了16项。

这不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项目第一次减少。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的统计，近五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3大奖项总数基本呈逐年减少趋势，五年的平均数为307项，与上一个五年平均数355项相比，减少了48项。

特别是2015年和2016年，三大奖总数都已控制在300项以下（分别是295项和279项）。

该负责人表示，此举是为响应以“提高质量、减少数量、优化结构、规范程序”为重点的科技奖励改革。他说，这些奖励成果既有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项目，也有致力于改善民生的科技创新。

从今年获奖成果，特别是高等级奖项的总体水平看，我国在主要科技领域和方向上已“占有一席之地”，正在从“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

该负责人说，以移动4G、北斗导航为代表的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扭转了我国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重塑了世界产业格局，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成功范例。

也有“接地气”的。

该负责人说，青海推荐的“三江源区草地生态恢复”项目，对促进青藏高原地区资源持续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疆推荐的“风电机组关键控制技术”项目，依托当地自然资源优势、突破多项技术难题，推动风电跃居国内第三大电源，等等。

他说，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都是全部依靠当地的产学研力量联合完成，完成人扎根西部，脚踏实地，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实现了人生价值。

国家科技大奖如何产生？

那么，这些国家科技奖是如何产生的？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说，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相关规定，通过推荐、形式审查受理、初评、评审、审定、审核等程序，最后报国务院审批确定今年的授奖人和项目。

他还提到，推荐评审工作全程接受科学技术奖励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其中的推荐、受理、初评等环节则向社会公示。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公示力度有所加强。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三大奖项目公示内容进一步扩大，增加了推荐单位（专家）意见、客观评价和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等三部分内容。

此外，最高科学技术奖候选人首次纳入公示范围，由推荐单位进行推荐前公示。

国家科技奖曾收到实名举报，对评审违规“零容忍”

该负责人称，今年的国家科技奖评审“始终把纪律挺在前面”。首先是强化对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自身的纪律要求。

在初评会前，召开奖励办全办干部会议，重申评审工作纪律，同时在评审工作中加强监督。

此外，对评审对象违规违纪行为“零容忍”。

该负责人透露，初评结果公示后，奖励办曾收到实名举报，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某项目完成人存在请托评委的行为。

他说，经调查核实，该项目完成人确实存在违规行为，经表决决定不予授奖。

2016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还对评审专家违反规定的情况做了处理。

据了解，在过去一年，该办共调查处理了两件情况反映，原因均是：评审专家涉嫌未遵守回避制度。

“北京的赵”：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在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之前，75岁的赵忠贤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头发花白，操着东北口音的普通话。

1月9日，他难得盛装一次，缓步走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象征科技终身荣誉的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

在当天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公报和传遍大街小巷的报道里，围绕这个老头的却是诸多的光环：我国高温超导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等。

他却反复强调：“我是一个普通人，做着自己喜欢的研究。”

在中科院物理所，赵忠贤刚开始的确只是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研究的对象是，超导。

所谓超导，是指当某些材料在温度降低到一定数值时，电阻会突然消失。具备这种特性的材料，被称为超导体。这个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有着巨大的应用潜力，比如人们所熟知的超导磁悬浮列车、核磁共振等。

但令科学家困扰的是，超导体的转变温度不能超过40K，即约零下233摄氏度。寻找到更高临界温度的超导体，成了全世界物理学家的研究热点。在超导研究史上，有10人5次斩获诺贝尔奖。

上世纪80年代，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引发了全世界范围的“超导热”。在这一波热潮中，赵忠贤带领中科院物理所团队，和国际上少数几个小组，几乎同时在钇钡铜氧中获得了90K以上的高温超导体，从而打破了传统理论计算断定的超导体临界温度极值。

从那天开始，赵忠贤这三个字，不再普通。他被称作“北京的赵”，开始在国际著名的科学刊物，乃至大众媒体出没。

那一年，赵忠贤作为五位特邀报告人之一，参加了美国物理学会的“三月会议”。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有这样的待遇，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

那次会议后来被称作“物理学界的摇滚音乐节”——被高温超导突破吸引来的物理学家们挤满了整个会场，容纳1100人的大厅里挤进了3000多人，分会场也是人满为患，就连走廊里的闭路电视也被团团围住。报告从晚上19：30开始，一直讲到凌晨3:15。

赵忠贤后来回忆，面对几千人参加的年会作演讲，他向世界展示中国超导研究的重大突破，这让他感到光荣与骄傲。但回到家，赶上蜂窝煤没了，他便脱下西装，蹬上板车载着儿子去买煤。

这样的形象反差，真实地发生在这位“北京的赵”身上。他说，“是有点反差，但生活里我就是个普通的人。”

那一年的超导成果，获得了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但这位“普通人”并没有止步于此。他继续坐冷板凳，这一坐，又是20多年。无数次制备、观察、放弃、重新开始……2008年，赵忠贤带领团队发现了系列50Ｋ以上的铁基超导体，并创造了55Ｋ的铁基超导体临界转变温度的世界纪录。

2014年初，赵忠贤凭借这一成果，带领团队再次问鼎象征着我国自然科学领域最高奖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此前，这一奖项已经连续空缺３年。

有人对赵忠贤说，一生能有一次机会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已是终生荣幸，你居然拿了两次。

赵忠贤说：做研究时，从来没想到过会拿奖。之所以去做，只是喜欢。

面对媒体的聚焦，这位普通的老头坦率而诚挚：“人活着要吃饭，将个人的兴趣与生计结合起来，是最理想的选择，而我恰巧很幸运。”

50多年前，当那个年轻的赵忠贤孤身一人背起行囊来到北京的时候，中国的超导研究还刚刚起步，高温超导更是天方夜谭。

今天，这位带领着团队突破超导研究禁区的东北汉子，已过古稀之年。身边已经凝聚了一支世界领先的中国高温超导研究队伍，中国的高温超导研究也已走在世界前列。

在赵忠贤的书架上，摆着一张十分显眼的照片。照片上，他身着红白色滑雪服，双臂夹紧滑雪杆，身体微屈向前。

这位“北京的赵”喜欢挑战：不光去滑雪，他还玩过漂流。

就像做科学研究。他说，其快乐恰恰在于，那些新问题带来的挑战。

他打了一个比方：我们口袋里装着许多把钥匙，同时还在不断制造新的钥匙，而其中只有一把，能够开启科学之门。他要做的，就是通过不懈努力，制造、修改每一把钥匙，直到打开这扇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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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大科学赛跑中率先冲线！

1月9日，54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贻芳，缓步走向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台，从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代表我国自然科学领域最高奖的证书——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这是他带领团队收获的又一枚大奖：王贻芳、曹俊、杨长根、衡月昆、李小男，这5位来自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因为和他们团队一起，在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中发现了中微子振荡的新模式，而共同分享了这一荣誉。

时间回到2012年3月8日14时15分，一个让中国物理学人激动的时刻。王贻芳以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发言人的身份向外宣布，他所带领的团队发现了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θ13。至此，在这场法国、日本、韩国、中国等多国参与的大科学“赛事”中，中国率先冲线。

中国科学家扔出的“石子”，激起了千层浪。根据王贻芳的统计，2012年中微子团队实验成果即发表的首篇θ13论文保持高引用率，SCI他引是695次，在粒子物理学领域2011年以来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排名第三，前两名则是欧洲核子中心发现希格斯粒子（即“上帝粒子”）的两篇论文。

5年后的今天，这种影响依然在继续。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说：“这是物理学上具有重要基础意义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有国内科学家认为，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国人在基础物理领域取得的最重要的实验成果。这种说法用诺贝尔奖来衡量的话，或许更具参考价值，因为此前发现前两种振荡模式的美国和日本科学家，均已获得这一科学界最高荣誉奖。

中微子：“永远找不到”的幽灵粒子

中微子是什么？

这要从原子说起。如果把原子比如“建造”物质世界的“砖块”，那么这个世界就是由100多种“砖块”堆砌而成。到20世纪，科学家发现，原子并非这个世界最基本的“砖块”，它是由质子、中子和电子的不同组合构成的。

后来，科学家们又发现，质子、中子和电子也并非最基本的粒子，构成它们的是更小的夸克和轻子。其中夸克有6种，轻子也有6种。这12种粒子才是物质世界最小的“砖块”。

这其中，就有中微子。它属于轻子，有3种类型，在12种基本粒子中，占了1/4。

中微子虽然小，“脾气”却很大：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每秒钟有几万亿个中微子自由穿过人体，因此有了一个别称——“幽灵粒子”。提出中微子存在假设的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甚至说：“我预言了一种永远找不到的粒子。”

几十年来，这个高深莫测的粒子，一直在挑战人类的认识能力。科学家认识到，中微子会变身术，一种中微子在飞行过程中变为另一种中微子，然后再变回来，这叫做中微子振荡，三种中微子两两之间可发生三种振荡。

这三种振荡模式各有其对应混合角，分别为θ12、θ23、θ13，前两个混合角θ12、θ23的测定者都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唯有第三种，一直在和全世界的物理学家们捉迷藏，以至于有人怀疑θ13为零，也就是根本不存在。

王贻芳说，由于这个数值的不确定性，中微子物理研究目前已经走到了一个岔路口，如果这个值很小或者没有，那么全世界研究中微子的科学家们将共同面临一个尴尬局面：不知道未来中微子研究该向何方发展。

于是，一场捕捉中微子θ13的大科学赛跑开始了。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发起人之一、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杨长根的话说，这是一个高能物理领域人尽皆知的命题，但要精确地“捕捉”到它并不容易，“这需要先进的方案、设备以及精确的测算”。换言之，目标已经在那里，就看谁第一个到达那儿。

“赛事”从一开始就弥漫着紧张的气息。2003年，法国、日本、韩国、中国等都竞相提出实验方案，由中科院高能所提出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只是其中之一。

说起来，那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王贻芳却记忆犹新：这场战役打得并不轻松，“如果当初稍微晚一些，整个实验就打了水漂”。

“抢”出来的大科学领跑者

2012年4月27日，《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发现电子反中微子消失》论文在美国《物理评论快报》出版发表。作为该文的执笔者和通讯作者，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主要完成人、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曹俊已经等了整整50天。

论文出来了，石头也就落下了。曹俊说，“虽然这场比赛还远没有结束，但从最新的实验结果来看，中国已经抢到了‘领跑’位置。”

大亚湾中微子的实验站，位于深圳大亚湾核反应堆群的360米外，藏在百米高的花岗岩山体腹中。里面是由地面控制室和地下5个实验室组成，其中距离地面最深处达320米。这也是为何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被称作“大科学工程”。

大工程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

“核电站就在身边，不能出现任何的闪失。”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 项目总工程师庄红林记得，为了核电站的安全生产，施工单位在最坚硬的花岗岩上，像绣花一样爆破，最小的一次爆破仅用了200克炸药。

庄红林说，隧道建设比预计延误了近两年时间，这对整个实验的进程是致命的。

2011年7月，韩国项目团队透出风声，称其项目团队已经开始取数，而彼时的大亚湾实验团队还未完成最后一个用来取数的实验大厅。“当时大家都慌了，国际上也一度认为中国不可能第一个得到实验结果。”庄红林说。

为了赶进度，实验厅刚挖好，设备安装就开始了。杨长根回忆道，新挖好的岩洞内又热又潮湿，进去20分钟就浑身湿透，每天回到驻地后，甚至累得“只能躺着洗个凉水澡”。

在进度“落后”的情况下，大亚湾项目组科研、工程人员在探测器安装、取数计算等工作上，生生“抢”回了一年时间。

不论项目之外，还是团队内部，都不乏国与国之间博弈的影子。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是一个250多名科学家参与的国际合作项目，他们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美国、俄罗斯及捷克的38家科研机构。合作，便意味着实验得到的数据要在第一时间同步传输到北京高能所和美国，但最终却是中国首先得出了结果。

曹俊说，之前他们有过很多次的演习，一到战场上效率就高很多。美国人不这么做，因为他们怕费力不讨好。也因此，中国方面整个物理分析团队在实验设置安装的过程中并没有闲着。除了配合实验材料的安装、清理工作外，他们还提前一年多时间开发了相应的数据分析软件，并加班加点对其进行反复演练。

最终，中国科学家“抢”在竞争对手前，先一步在这场大科学长跑中冲线。

“这东西不是用来赚钱的”

中微子第三种振荡的确认，引起了物理学界的兴奋，也遭来一些质疑，“这东西究竟有什么用？”

“王院士，请您通俗地讲讲，中微子能用来干吗？”

王贻芳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提问。就在这次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颁奖前夕，他还和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之间上演了一段颇为有趣的对话。

王贻芳先是给出了一个答案：“目前还看不出中微子有任何应用价值。”

媒体记者追问：一点用也没有？

“没有，没有任何用处”。王贻芳说。

媒体记者不愿放弃追问：那对其他应用领域有没有什么启发价值？

“对不起，真是没什么用处。”王贻芳说，“我们做基础研究的，就是来认识自然界，非要说有什么用，这就是所谓的贡献。如今做出这个成果，帮人类认识自然界基本构造方面更进了一步。”

他进一步补充道，基础研究，首先是为了认识世界，至于有没有副产品，能否赚钱，能否为国民经济服务，那是另外的事。不过，一旦我们过分地去追求副产品，那就不是基础研究了。

在科学家的眼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它的实用性。王贻芳和他的团队就喜欢举一个例子——

400年前，丹麦科学家第谷仰望星空30年，积累了大量的天文数据，由他的弟子开普勒总结成三大定律，成了牛顿提出力学体系的依据。谁能想到，天天盯着行星看而窥得的行星运动的奥秘，几百年后却成为我们修造高楼大厦、桥梁、飞机、汽车、发射飞船卫星的根本？

同样的，中微子？或许，几十年或一百年后，我们的后代也会给出答案。